1991 年，Paul Glover 拿着自行影印的紙幣樣板，在紐約州 Ithaca 向朋友說：「這會成為貨幣。」他先找來 90 名願意交換貨品和服務的居民，才把紙張變成可流通的時分券（HOURS）。到 1990 年代中期，研究者估計，區內約 10 萬人之中，可能有多達 2,000 人曾用時分券交易。
這段歷史的重點不在一張另類鈔票有多新奇。紙幣背後有商戶名錄、配對交換的人、發行和信貸規則，以及願意承認鄰里時間和技能有價值的社群。
靈析有數認為，社區經濟的核心，是讓居民參與決定甚麼值得交換、哪些需要應先被看見，以及資源如何在社區內形成和流動。
一張紙幣之前，先有一個社區
Ithaca 時分券並非一次成功的靈感。1980 年代末，當地曾試行以中央帳目記錄交易的 LETS；參與者不超過 60 人，運作十個月後，存放帳目的社區機構關閉，計劃亦告終。Glover 保留了地方交換的想法，卻轉向較容易傳遞的紙本媒介。1991 年，他從一個小店預售「Deli Dollars」籌集擴充資金的故事得到啟發，再把單一商戶的預購券擴展成整個社區可以接受的貨幣。
流通仍然需要人維持。研究記錄 Glover 每天走進社區，招募和挽留商戶，也替手上累積太多時分券的店主尋找可購買的服務。他創辦的報紙同時是貨品和服務目錄；1998 年成立的法團和董事會，則把部分運作由創辦人推向制度化管理。
這個過程把「社區有資源」拆成四件事：有人願意貢獻、貢獻得到承認、交換能夠發生、規則有人共同維持。少了任何一環，社區貨幣都只會停留在設計。
從社區經濟到合作生產
社會與團結經濟把合作社、互助組織和社區實踐放在同一個較闊的框架中。Elsen強調合作、民主治理和社會目的；Mandrysz再把焦點放到「扎根」：一個社區經濟計劃能否發展，與它是否理解本地需要、運用已有的社會資本，以及能否與居民、公共機構、社會組織和本地商戶形成關係有關。
Mandrysz 談的合作生產，亦改變了服務角色的想像。居民帶進來的不只是一份「需求」，也可能是時間、手藝、照顧經驗、語言能力、街坊關係和對地區問題的判斷。機構的工作因而包括建立規則和安全條件，讓這些能力有機會進入服務和資源配置。
香港葵青的「社區互惠銀行」讓這個概念變得具體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歷史小冊子記錄，居民可以透過做導師、參與義工服務、參加活動或小組，以及寄賣自家物品賺取社區積分；積分可換取興趣班、食品、日用品或上學用品。居民不只提出需要，也把自己的時間和能力帶進交換；機構則負責確認項目、記錄積分和維持配對。這正是合作生產在社區經濟中的一種實際形態。
這是一項理論與案例綜合，不等於已有研究證明某一種社區貨幣必然改善貧窮。扎根是一個持續的治理工作：誰的能力獲得承認、誰仍難以參與、交換規則是否公平，都要反覆檢視。
本地案例：從灣仔時分券到六區交換
灣仔的實踐與紐約州 Ithaca 更接近，因為兩者都直接把勞動時間變成可交換的媒介。聖雅各福群會在灣仔舊區推動時分券，居民提供一小時物品或服務，可取得相應時分，再換二手衣物、電器、有機菜、補習、理髮或家居維修等物資和服務。2017 年的報道訪問灣仔居民陸燕容；她在聖雅各福群會做了 13 年義工，一星期約五天在機構當值，並用累積時分換取衣物和生活用品。這個人的經驗補上了制度說明欠缺的一環：時分券如何進入日常生活，以及居民為何願意長期參與。
同一篇報道亦顯示，本地社區貨幣並非只有灣仔一個孤立案例。2017 年，六個團體把天水圍、灣仔、上水、觀塘、葵青等地原有貨幣兌換成共同單位「掌」，試行「區區通」。一小時勞動統一為六掌，但各區保留不同貢獻方式：天水圍居民製作醬料和種植，上水及灣仔有車衣隊，觀塘及葵青居民可在中心當值；物資則包括糧油、日用品、自製醬料和護理用品。以葵青的社區互惠銀行為例，60 社區積分可兌換六掌。共同貨幣配合跨區墟市，嘗試回應單一地區貨品和服務選擇有限的問題。
較近期的葵青材料則來自另一項計劃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在 2024 年介紹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的「『栽』種有『時』社區支援計劃」：計劃自 2023 年 9 月起連結葵青持份者，居民可把義工時間轉成時間銀行分數，在麗瑤的社區活動換取食物、手作物品、健康檢測或服務資訊，也可成為攤主即場取得時分。
把紐約州 Ithaca 和香港灣仔、葵青等地的材料放在一起，可以看見相似的基礎設施：列出可貢獻的項目、設定交換方式、連結有需要的人與可用資源，再由一個組織維持信任。各地制度和處境不同，不能直接複製；可比較的是，交換媒介本身很薄，真正厚重的是關係、配對和治理。
參與也有成本和權力
社區參與容易被寫成「人人都有能力」。現實是，有些人沒有可自由調動的時間，有些照顧和情緒勞動難以量化，也有人需要先得到支援，才有條件貢獻。若積分規則只承認容易記錄的工作，制度仍可能把原有的不平等帶進社區。
互助也不能成為削減公共服務或把專業工作轉成免費勞動的理由。安全要求、服務責任、個人資料和專業判斷，仍須由機構清楚承擔。合作生產的界線，是增加居民對需要、方法和資源的影響力；它不能把制度責任悄悄交回資源最少的人。
Ithaca 時分券的歷史同時提醒我們，維持網絡需要持續的招募、配對、通訊和治理。一個計劃若過度依賴少數熱心人物，或沒有處理退出、爭議與資源失衡，再有創意的媒介也難以自行運轉。
NGO 可以先設計一個小循環
由一項活動走向共同治理
一個小型資源循環，要讓需要、貢獻、規則、配對、交換和檢討彼此接得上。
機構不必先創造一種貨幣。較小的起點，是選一項真實服務，和居民共同畫出一個資源循環：目前由誰定義需要？居民已經提供哪些未被記錄的能力？哪些貢獻可以安全地互換？誰負責配對、處理不平衡和檢討規則？
一次小規模試行可以只保留四類記錄：提出的需要、可提供的貢獻、成功或未成功的配對，以及參與者對規則的修改建議。這些資料用來改善制度，不應變成為居民評分的總表。
當居民可以參與決定價值、規則和下一步，社區經濟才由一項活動走向共同治理。衡量它時，除了交易次數，也要看新的關係是否形成、較少被看見的能力有沒有進入資源網絡，以及參與者能否真正改變計劃。